资本增殖的逻辑要求不断降低社会总生产过程中的流通费用，因而流通技术发展表现出不断突破时空界限的“加速主义”趋向。数字平台在传统商业领域的应用和拓展，降低了经济链条中的各种流通费用，并成为新流通渠道和重要的基础设施，实现了一次“流通革命”。数字平台企业的相关营收来自从别处转移来的剩余价值，本质上属于纯粹流通费用的范畴。一些平台企业单纯依靠所有权垄断而索取“经济租”的行为，会推高社会总流通费用，侵蚀实体经济部门的利润。一些平台企业的强势地位重塑了价值链分工的市场秩序，给非平台企业、公众甚至社会带来了负外部性。要发挥数字平台对国民经济的正向服务作用，必须有针对性地对数字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规制、经济性规制以及社会性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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