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型激励导致政府职能的经济增长导向,而不完善的财政体制安排、官员产生的公共选择机制和人员自由流动的Tiebout机制的双重缺失进一步强化了政府职能的增长导向,社会管理职能却被大大忽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不足,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导致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产生公共事务中的”集体行动困境”。进一步改革不能将焦点全部集中于地方政府,换言之,中央政府事权”下移”、经济增长型激励异化、过度的政府支出地方化和监督制约的缺位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增长导向和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必须辩证看待转轨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所处的制度环境,通过政治突破、体制突破和外部保障机制等更加综合的政策措施,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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