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少子化进程可能难以逆转，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安排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以实现经济和居民福利的可持续增长是我国要面临的长期挑战。文章基于内生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发现：只要政府的目标是最大化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则总和生育率下降就会推动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的提高，但能否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及居民福利提高则受到抚育成本占总财富比例的影响。数值模拟表明：在当前我国的生产模式下，若该比例低于45%则可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反之会减缓经济增长；若该比例低于20.53%，则可以提高居民福利，反之会降低居民福利。在当前的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的条件满足而福利水平上升的条件可能不满足，即可能不存在能够同时实现居民福利持续上升以及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生育率区间。另外，总和生育率轻微上升至1.6左右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均产出的提高，但当期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会由于无法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而降低。因此，在当前的生产模式下，政府应采取可控的生育刺激政策以轻微地提高生育率，并持续优化养老保障体系以增加代际间的联系，同时优化产业结构、转变教育模式、优化R&D研发模式以逐渐转变社会生产模式。文章为研究新时代人口结构状态下，少子化进程对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的影响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调节技术投资和公共教育投入的中介效应及制定合理生育率目标提供了模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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