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是影响个体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国有环境作为重要的地区环境特征，其如何影响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有待检验的重要命题。文章通过匹配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出生户籍和家庭背景定义体制身份，实证分析发现：国企比重对不同体制身份个体迁移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城市国企环境会吸聚本地具有体制身份的高学历人群，而对低学历人群和没有体制身份的高学历人群则缺乏这种吸聚效应。从迁移行为的发生年龄看，20—30岁初次就业阶段群体的迁移行为，更易受国企环境和体制身份的影响。体制身份的这种影响在1998年国企改革之前更加明显，改革之后尽管还存在影响但影响程度显著下降，表明国企改革降低了国有环境对个体迁移行为的影响。为了克服内生性并阐释国企环境的长期影响，文章使用建国初期苏联援建中国项目作为国企指标的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结果显示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文章研究结论表明，传统国企环境导致了不同体制身份个体的差异化迁移行为，影响了人力资本市场化流动，而国企改革有助于改善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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