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四”前后,中国新的学术典范大体定型,开始确立从提问到表述的一整套“规范”.梁漱溟恰于此时开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讲堂论学模式,即在“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的意义采用西来的“公开演讲”新方式.他了解以说服与证明为要项的新论学方式,但尝试了一种经演讲而成书的模式,因口头讲述而简化新论证规范,往往不经“证明”而直抒见解,实际挑战了形成中的学术典范.这样一种介乎于学院和“社会”之间的言说方式,虽与学界对话,却不遵循“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诉求,而带有化民成俗的遗风,揭示出过渡时代里天下士与知识人身份定位和职责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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