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精英阶层从陶质、漆质和玉石质等既有礼器组合中寻求模仿对象和创新资源,最终在二里头文化后期即夏代晚期形成了以爵、盂、觚、戈、钺、牌、铃等为基本器形的青铜礼乐器组合.商礼对于夏礼的”损益”,既体现在铜鼎、铜鬲等新的器物种类的使用创新方面,也表现在对于多种既有玉质、陶质礼器的扬弃上.夏商时期的铜礼器,被精英阶层赋予了”协于上下,以承天体”的神圣礼仪功能,从而成为政教合一情势下精英阶层的强有力的统治工具.至少从龙山时代中晚期开始.青铜器制作工艺和匠人集团便为精英阶层所直接控制.作为我国古代文明特质之一的铜礼器,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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