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多元分化重塑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认识这一重塑过程.前者预设了多元主义的前提,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后者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其实,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均延续了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所开创的”连续统”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必须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即使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也应当是一种”概念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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