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数字—智能技术的全球铺展助推资本主义进入数字时代，而数字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表象并不能改变“数字化衰退”的实质。基于此，以奈格里、维尔诺、巴迪欧、齐泽克、阿甘本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学者在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重构共产主义方案，推出了“资本的共产主义”“共有的共产主义”“假设的共产主义”“弥赛亚的共产主义”等后现代路径。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新共产主义”抛弃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座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界域，极力割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以“诸众”“无分者”“被排除者”充当共产主义的政治主体，要么强调资本与共产主义的耦合，要么排斥“经济主义”，因而无法在资本逻辑与劳动逻辑的博弈中消灭私有制，通达“自由人联合体”愿景。反之，智能时代的共产主义必须合乎历史辩证法，以数字生产资料的全民占有和数据信息的社会化共享为现实方案，在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中找到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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