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利奇与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论辩出发，尝试性地分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定义”性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性特征对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不同影响，认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即便曾采用西方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由于在对待这门学科的前在立场及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在人类学的学科实践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把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手段来重新注释、解释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此“中国”并非仅仅是民族国家系列中“一国”的政治地理概念，它还包含着从自身历史与文明中承继而来的对生命及世界的整体性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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