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改革开放之后，西南研究陆续出现了“区域模式”、“族群模式”和“跨境模式”三种研究范式。其中“区域模式”更贴近于社会历史现实，具有强烈的学科问题意识。至二十一世纪，基于历史上民族的源流考察与走势判断，兴起了诸如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黔驿道、进藏公路等“通道”研究。这种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域模式”，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来深入地阐释形塑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的关系结构，将有利于中国人类学获得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世界图式，也有助于具体研究者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和认知主体性。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只有基于“区域性”的大视野来展开，在一种关系格局中来寻找西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才能摆脱“民族性”的现代叙事，并对“民族认同”这样的问题有所超越，最终回归到当地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人文形态特质来深化对中国西南的认识把握，从而在学理上展开一些更为深入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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