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与水，是民族志时空坐落的内在构成元素，但它在民族志中尚未得到合适定位。
我们的研究缘何存在这一问题？原因大抵可以在“人类科学”割裂自然与文化、分化物质与精神的“惯性”中找到——正如费孝通先生曾指出的，我们“基本上直接接受了西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的二分的、对立的概念”；而又如一位英国人类学家感悟到的，这二分的、对立的概念“从人与动物的对立状况中划出一条绝对的界线，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人与物、道德与物理、理性与本能，更对立了社会与自然”。
有着“天人合一”传统的东亚诸文明，除了有助于我们再度认识东西方价值观之差异［1］(P.185-196)之外，是否还有助于我们补正西式社会科学的“去山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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