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属于研究报告性质 ,主要涉及“魁阁”时期的三项人类学研究及其“再研究”。作者借一项科研课题的记述 ,表明了对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类学探索的联系与差异的看法。费孝通的禄村研究、许光的“西镇”(喜洲 )研究、田汝康的“摆夷”(傣族 )村寨研究 ,均于上个世纪 3 0年代末、40年代初完成 ,分别从民族志的田野经验中提炼出有关土地制度、祖先祭祀及人神关系的分析框架。尽管研究方式各自不同 ,但总体而言 ,三项研究已共同关注到了乡土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文化差异。自 2 0 0 0年起 ,北京大学与云南民族大学进行“省校合作”。在这期间 ,几位青年学人组成研究小组 ,对禄村、“西镇”(喜洲 )和那目寨进行了重访。他们参考了近 3 0年来国际人类学界对“再研究”提出的看法 ,依据各自在田野工作中获得的素材 ,思考了社会变迁和学术观念的转变对于“接续性研究”的双重影响 ,通过民族志的书写 ,提出了若干具有继承和反思双重性格的观点。本文依据三项“再研究”的学术所得 ,强调指出公共仪式研究对于乡土社会研究的重要性。文章还试图重新思考曾经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有过深刻影响的“人文区位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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