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后社会普遍存在的失范状态,是抽象人格和抽象政治造成的后果。涂尔干清醒地认识到,若要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就必须从民情出发,确立一种基于社会实在的社会科学和规范基础,并通过追溯法团的历史传统及其现代转交,将社会结构重新落实在职业群体之上,为现代社会个体道德和职业伦理的建设奠定组织基础。与此同时,涂尔干通过细致追查契约的历史脉络,批判了契约论视野下的抽象国家观念。现代民主制政治的形成,既不是通过个体意志权利让渡的结果,也不是纯粹国家权威的体现,而是经由职业群体作为政治的基本单位及由此形成的中介作用,通过代议制来实现国家的政治作用。正是自成一类的“社会”,为国家提供了更高的神圣基础以及超越现实政治的人类理想,从而将现代政治落实在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相结合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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