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江村经济》为例，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农工混合是一种独特的中国道路“模式”，还是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经济形态？第二，燕京社会学派的真正角色，是否是提出这一“本土模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本文指出，农工混合的经济形态与一系列社会基础条件的状况有关，《江村经济》采用当时国际社科学界公认的分析逻辑，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治学的方式来认识中国的经验现实。故燕京学派作为社会学群体的角色，以现代社会学及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建设来概括更准确。其主要特点与其说是本土化道路的提出，不如说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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