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票号咸丰年间起登陆上海滩，至此与上海的发展形影相随，在上海设立分号的时间大体为一个甲子。借助日升昌票号的原始资料，针对光绪皇帝推行新政伊始(1906年)的日升昌票号在上海的金融经营情况予以考察具有双重意义：既给出一个“时点”的山西票号业务和收益绩效，也从白银货币运动、汇兑的角度探究当时上海的“经济及其金融状况”。作为几乎相同情况的二十六、七家票号在上海具有群体效应的代表，重点关注山西票号的业务和收益，不失为探讨票号兴衰轨迹的正确方法和方向，更为重要的是：近代金融与近代上海城市化的步伐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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