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投资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美国不遗余力地推行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然而，事实却表明，在推行高度自由化投资规则的同时，美国设置了周密的例外安排，层层克减，将高标准的国民待遇义务降低至其可控范围之内。鉴于例外安排对缔约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施政空间的预留尤为关键，故中国在未来的缔约实践中，不应盲目地追求所谓的“全面国民待遇标准”，而应根据自身情况引入体系化的例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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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15.03.002
作为投资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美国不遗余力地推行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然而，事实却表明，在推行高度自由化投资规则的同时，美国设置了周密的例外安排，层层克减，将高标准的国民待遇义务降低至其可控范围之内。鉴于例外安排对缔约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施政空间的预留尤为关键，故中国在未来的缔约实践中，不应盲目地追求所谓的“全面国民待遇标准”，而应根据自身情况引入体系化的例外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