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终极控制权理论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1)被第二类代理问题左右的控股股东缺乏进行持续高水平公司创新投资的动力;(2)提高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有助于推动上市公司更多地进行研发和创新投资;(3)民营上市公司其他大股东制衡有助于提高研发与创新投资,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其他大股东则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与制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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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终极控制权理论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1)被第二类代理问题左右的控股股东缺乏进行持续高水平公司创新投资的动力;(2)提高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有助于推动上市公司更多地进行研发和创新投资;(3)民营上市公司其他大股东制衡有助于提高研发与创新投资,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其他大股东则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与制衡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