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晏子衣麋鹿之裘，是其节俭的一种表现，后来注家不了解当时鹿裘作为下品之裘的地位，而试图以儒家舆服等级制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其说难从。《晏子春秋》与三《礼》时代大致相当，但彼时礼制变化剧烈，三《礼》内部不能一贯，《晏子春秋》兼具史书与子书的双重性质，这些因素使得二者礼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晏子春秋》中对于礼制的记录和探讨，不仅可以印证儒家礼制，更可以补其不足，可视作先秦儒家礼学向两汉经学（尤其是齐学）礼学的过渡环节，影响到了后来儒家某些重要礼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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