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第一次明确地为政治国家的存在提出了逻辑清晰的辩护，而将“礼义”赋予“国家理由”的形式，使其获得“权力”与“道德”的双重身份，则构成了我们理解荀子伦理学之理论特色的不二途径。在荀子，国家是以“圣王”和“礼义”来表现的，礼义所具有的止争去乱的功能以及规范行为的性质，其实质是以“国家理由”的形式出现的；国家之所以必须并且必然，乃是因为其深深地根植于人的性恶的天性之中，而荀子所说的人性的“恶”，并不是在特定的伦理或道德意义上的恶，而应当被理解为政治意义上的“偏险悖乱”。如果说以“圣王”和“礼义”为代表的政治国家，其创立之初意原在遏制人之性恶的话，荀子似乎对此一政治国家抱持了过分的道德期许，远未及严肃思考政治国家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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