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面临社会结构瓦解和人心困顿的双重危机，承担社会整合和道德教化职能的传统绅士日趋没落，而倾向变革的知识分子则采取了刚健有为的入世态度。在此背景下，梁漱溟系统地建构了一套“刚”的人生哲学，统合人性论与历史实在，并回应了东西文化的争论。一方面，“刚”以“浅易”的普遍抽象的意欲出现，成长为“艰深”的人生态度，统摄儒、佛、西三种世界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刚”的承担者的新知识分子，在“亲师求友”的团体中培育“刚”的人生态度，并从小群体走进农村社会，改造乡村。“刚”即梁漱溟孜孜以求的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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