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费孝通在吴江开弦弓村进行的江村调查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江村经济》一书，不仅实现了现代人类学对“文野之别”的历史跨越，也切实推进了社会学、人类学及整个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进程。事实上，无论是对“文野之别”的跨越，还是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推动，都与费孝通晚年倡导但青年时代即逐渐养成的“文化自觉”意识休戚相关：就前者而言，成功地实现对自己生存其间的文明社会的洞悉，既有赖于对与汉民族相对应的其他弱小民族的实地考察，更有赖于对来自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把握，这两者使得研究者能够相对抽身于自己生存其间的文化，将自己熟悉的场景置于客体的位置；而就后者而言，正是因为研究者对自已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他才能够自觉地站在主位立场，借用源自西方但研究者又深知其局限的理论，恰如其分地解释自己的社会。换言之，文化自觉保证了研究者从事研究时“进得来”和“出得去”，也赋予了他们在不同文化场景中相互切换，以“他山之石”雕琢中国之“玉”的学术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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