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地方政府垄断农村土地增值收益的制度安排被认为实现了“涨价归公”。本文认为，这一制度安排不仅不符合“涨价归公”的一般制度形态，与其类似的某些特征也是国家在实施耕地保护和城市化发展战略中所产生的制度意外。而且，这一制度安排因为内含着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空间和法律体系的冲突而具有不稳定性。一旦用“涨价归公”的话语为其正名，将使其获得价值合理性，对集体土地进行更大幅度的赋权让利改革将面临合法性困境。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和社会想象，土地涨价归公话语的持续存在显示出中国土地制度转型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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