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媒介化进程在整个社会的纵深发展，“媒介社会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开始凸显。通过反思李红涛、黄顺铭对英美媒介社会学边界工作的研究，本文认为，探讨媒介社会学的边界问题首先要在学理上明确论者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媒介”和“社会”，然而李红涛和黄顺铭在媒介观与社会观方面均没有统一的立场，这直接导致了其边界工作的失效。伯明翰学派的“媒介转向”推动了媒介化理论的发展，“媒介”逐渐 从传统信息传播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与“社会”平等对话的主体性地位，从而为媒介 社会学的生成奠定了基础。当前媒介实践进一步推进了媒介化的讨论——媒介不仅具有 “他律”社会的力量，还能够不断生成、构建社会的存在。媒介因社会而成其为媒介，社会也因媒介成其为社会。只有在这一语境下，才会出现真正的媒介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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