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媒介体制》一书对西方情境中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类型学上的比较研究。但在比较媒介体制拓展到西方情境之外的过程中，原初理论的局限性开始凸显。为了形成更具普遍性的分析框架，诸多学者大体上形成了两种研究策略:一是国别或跨国案例解释，即通过高度情境化的案例研究解释媒介体制的复杂性。二是比较指标的建构，即提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比较指标。当前学界已将比较媒介体制的理论路径拓展到了原初理论之外，包括作者本人亦在不自觉中实现了理论根基从“系统论”向“历史制度主义”的转换。这一转换对于更广阔范围，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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